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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应急文化视角看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应对

   有效应对重大公共安全突发事件,不仅需要科学的、工程的、技术的、法制的、行政的、经济的策略和措施,依靠所谓有法、有规、有标、有序、有度的领导力和执行力。而一切对策措施及其作为行动的基石是文化,是国民个体和社会组织意识、观念、精神、意志、知识、能力、素养等文化要素的集中体现。

   文化力决定领导力和执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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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从文化视角分析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特点

   正在发生的新冠肺炎公共安全事件与其它突发事件(自然灾害 、事故灾难等)相比,具有非同的特点:    首先,是具有“人为性”的特征,其起源和传播,以及伤害目标都与人的因素密切相关,不是源自自然、不是天灾,不直接危害财产,与技术无关。因而,人们应有“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基本观念。    第二,危害对象是“全民性”的,没有一项突发事件会涉及到全体国民,自然灾害是区域性的,事故灾难是局部性的,但公共卫生事件可以涉及到全体国民,没有一个人能置身度外。因此,全民只有“同气连枝,共盼春来”、“团结一致,同仇敌忾”才能制胜。    第三,影响是“全球性”的,由于当代社会经济的全球化,人员、物质的快速频繁流动,使公共卫生影响可以在较短时间传播到世界各地,因此,公共卫生疫情可以影响到全球,甚或涉及到人类安全。可谓“山川异域,风月同天”、“青山一道同云雨”。    第四,损害具有“社会性”和“扩展性”,如果重大公共卫生疫情控制不住,将会从直接的人身健康及生命伤害扩大影响到国家的社会经济安全,政治安全等方面。因此,需要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认知,力求做到“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    第五,就是事件演化过程的“延时性”,相对于其他突发事件和灾害,具有较长的时间持续和延续性,这就为我们的社会、组织和个体对疫情的防控和应对带来变数和机会。所谓“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良机一现不复返”。    上述特性表明,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不仅仅是科学、技术、经济的挑战,更是道德、伦理、人文、政治的挑战,与人们的安全风险理念和卫生健康观念、公众的公共卫生意识和知识、人民的生活方式和习惯、社会的应急救援行为和作为、政府的公共卫生价值理念和理性、各级各类组织的防御救灾能力和素养等文化因素密切相关。    鉴此,我们从应急文化的视角,从个体文化和组织文化两个方面进行粗浅的分析和探讨。

   二、文化对抗击新型冠状肺炎疫情所起的作用

   文化是人的意识、观念、态度和行为范式的总和,是组织价值取向、目标愿景、行动准则、领导和执行能力的总和。应急文化是应急机制、模式、方案的根基和根本,是应急策略、措施、方案的准则、动力和导向。安全应急意识或理念是应急文化的核心,理念决定行为,行为表现素质,素质决定命运。从个体的角度,安全应急理念包括人们的安全应急意识、观念和态度;从组织的角度,安全应急理念包括组织的安全应急准则、目标、愿景和发展导向。在这次抗击应对新型冠状肺炎疫情战役中,良好的应急文化能够对疫情的有效应对发挥如下作用:

   1. 理念与信念的凝聚作用

   从组织文化的角度,没有全国高度一致的抗灾理念和坚强信念,没有正能量的舆论氛围,不可能打赢抗疫攻坚战。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疫情防控工作,统一国家抗疫策略,确立全民参与战疫的战略思想,形成众志成城、团结奋战、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疫情应对理念和信念,为最终战胜新冠疫情提供了指导思想和正能量理念保障。

   2. 精神和意志的激励作用

   从个体文化的角度,无论是已经染病的人员,还是防疫救治人员,个体自身免疫力与精神状态和情绪意志密切相关。通过个人的预防意识和应急观念的强化和提升,变消极情绪到积极情绪,变被动应对到能动防控,从而强化和提升个体的抗疫、防疫效能,一定能为染病及痊愈和抗疫及救治发挥精神支柱和意志支撑的作用。

   3. 认知和行为的规范作用

   无论个体还是组织,文化具有对思想认知的规范和行为的约束功能。党中央通过强调大局意识和全局观念,实现抗疫的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做到令行禁止,对全民的防疫、抗疫行动起到引领性、规范性的作用,形成科学、合理、持久、有效的行为引导力和行动约束力。

   4. 工作动力及智力支持作用

   通过智慧的疫情应对文化策略和措施,树立正确的抗疫观念思想、行为准则、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增强各级政府组织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提高对全民的领导力和战斗力,能为应对疫情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三、相对非典看这次新疫情应急文化的进步

   1. 从个体文化的角度

   首先,全民的公共卫生意识有了较大增强,高度重视个人的防护,及时响应国家的应对策略;其次,应急科学的理性得到强化,力求知晓病源、病理,主动学习健康及卫生知识,及时了解疫情动态;第三,依靠科技专业防控疫情的认知水平大大提高,讲求防护的科学性、有效性,行动的合理性;第四,主动、能动、快速、高效的个人应急能力有所增强,自我监测、个人保护、自觉隔离、运动健体、心理调适等行为普遍。

   2. 从组织文化的角度

   首先,最大进步就是全过程、全方位科学应对理念得到确立和推行,在抗疫实践中,一是依靠专家决策,二是重视源头防控,三是全过程防、控、救、治系统化措施,四是重视发挥科技支撑的作用,五是推行了区域分城施策、对象分类管控、措施分步实施、监管分层应对、风险分级防范的科学系统方案,六是不断总结和及时有效优化防疫方案,效果显著;

   第二,国家意志得到强化,总书记亲自挂帅,建立了国家一统体系下的各级指挥系统、专家决策体系、医疗救治体系、特制保障体系等抗疫系统,国家治理体系制度效能和制度威力得到充分发挥;

   第三,全民行动、联防联控的能力增强,形成了全社会共治、共担、共享的文化氛围,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得到体现,14亿中国人民共同行动应对特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战略战术得到验证;

第四,安全及应急科技和制度自信意识得到增强,科技工作者对病毒机理和机制的研究快速推进,病源防控技术和管控方案不断优化,战略战术具有特色化与国际化结合,创新、领先、共享意识充分体现。

   四、从文化视角看新冠肺炎疫情应对的教训和启示

   1.从组织文化的层面

   一是预防、预警、预备的价值理性认知还不成熟,表现出预防失败、预警失效、预备失能后方知价值所在。例如,在疫情早期的警觉性不高和防范措施不力,错过最佳防控期;初期个别预警信息没有引起重视,行动反应不及时;各类应急物质预备严重不足。

   二是各类组织对公共卫生应急预案的重要性、实用性认识不到位。表现出重大公共卫生事故应急预案分级不合理、不成熟。全国各地一刀切的一级响应(四级制的最高级),表现出合理性、实效性较差。实际上,武汉是实施了封城的特高级别的应急响应。因此,我们应该思考优化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响应分级的体系。

   三是国家公共卫生系统权责体系和决策机制需要科学优化。表现出早期应急决策和管理混乱、应对不力。卫生行业与专业应急管理部门的职权、职能边界需要清晰。应急管理的专业化、科学化能力有待加强。

   四是疫情应对初期对新闻媒体、大众媒体平台的警示作用认知不明、认识不足。涉及全民的公共卫生事件,需要充分发挥媒体的预警作用和警示效能。相信人民、发动群众,通过人民战争才能制胜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

   2.从个体文化层面

   一是针对社会公民,公共卫生科学知识普及和公共卫生法制宣传不够,人们对流行病的知识还显缺乏,法制观念不强;公民的健康生活方式和卫生的饮食习惯有待改进和培养,一些地区和公民未有吸取SARS病毒源头的教训,食用野生动物的陋习普遍存在;

   二是针对政府官员和组织机构管理者,还有部分人员对角色的公共卫生政治敏感性意识不强,“人命关天、健康至上、安全为天”的理念认识不足;少数官员对现代社会的安全卫生忧患意识不强,在治理公共安全和卫生突发事件方面的知识欠缺、能力不到位。